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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才结束 杭州这支队伍又上路了

来源:杭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 杨卫华  2018年05月03日16:29

作家名片:杨卫华,浙江省海宁市人。作品有《诡湖密码》《象墓》《星图密码》《最美好的时光》等,实体出版和发表的总字数已经超过二百万字。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嘉兴市网络作家协会理事。作品集《苹果树下诺言》一书,荣获第五届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

1938年的3月,绵绵春雨淅淅沥沥地已经下了三、四天,连空气都变得湿漉漉的。

江西泰和城西上田村肖氏祠堂中,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坐在水阁楼亭的会客厅中谈着话。

王淦昌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物理系教授,对中微子的探测到了痴迷的程度。就在昨天,他带着自己的学生,又做了一次有关微子探测方面的实验,由于场地过于简陋,再加上实验用具的不足,虽然还是没有成功,但又积累了不少经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中微子确实存在的信心。他今天就是特地来向竺可桢汇报这方面取得进展的成绩的。

窗外天色阴沉,黑云压顶,竺可桢的心情却比这天色明朗许多。自从他从去年11月,带着浙江大学的全体师生撤离杭州,一路往西迁移,各种艰辛远远超出他此前的预计,可是浙大的教师和学生们,克服种种困难,求知欲望反而更加旺盛,依然保持着高涨的教学热情,科学研究也没停顿。让他的心里,感到特别欣慰。

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调集海陆空三军进攻上海,14日轰炸了杭州。迫于战事,更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科学文化精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着四百多名学子,以及大批的教职员工和员工家属,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于同年11月离开杭州,踏上漫漫西迁路程,首先迁到了建德,又于1938年的2月18日从建德迁来江西泰和的上田村。

竺可桢对王淦昌十分器重,又见他不负自己的厚望,勇于进取,好不开心,连连点头说:“很好,虽然我们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不能忘了我西迁办学,追求真知的初心……”

正说着,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个男人在外面大声嚷开了:“校长,竺校长在吗?”

说话的人嗓门洪亮,声音粗犷,又带着浓重的泰和本地口音。竺可桢听出喊话的人,是上田村的村长于老汉,连忙站起来,开门出去迎接。

于老汉站在阁楼外的天井中,头上顶着一个破斗笠,身上穿着一件旧蓑衣,赤着脚,裤管上全是烂泥,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雨水湿透了。

浙大的师生迁来上田村时,于老汉带着全体村民对他们热情迎接,帮着打扫师生们要居住和使用的房屋,帮着搬运东西。等师生们安顿下来后,他还把自家生产出来蔬菜、鸡蛋,自己去江上打来的鱼送上门来,给师生们改善伙食。

竺可桢见他满脸的焦急,忙问:“于村长,出什么事了?快到屋里来,外面雨大。”

于老汉说:“校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赣江已经在涨水了,我担心雨再下个不停,江堤要出事。你们是我们村的贵客,又带了那么多的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太珍贵,要不你们提前转移吧!”

浙大师生随行携带着大量的图书和教学仪器,也已经陆续运到上田村。于老汉担心赣江突发大水时,这些财物来不及转移,所以才急急赶来,要竺可桢他们提前转移。

在通常情况下,洪水都发生在六七月份,现在才三月,所以竺可桢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微微一惊,问:“这里每年都要发洪水吗?”

于老汉叹了口气,说:“十年中怕有八、九年是逃不过的。”说着指了一下屋子的墙根处。墙根离地面近两尺的地方,有一道很明显的被水浸泡过的痕迹。

赣江主流经过泰和的地方,两岸都是平原地带,水流速度本来就比较慢,再加上泥沙的淤积,每年的夏季汛期,一旦遇到长时间、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江水经常会冲垮堤坝,引发水灾。

竺可桢走出肖氏祠堂,站在大门前的台阶上,放眼望出去,迷蒙的雨雾中,错落有致的农家屋舍,以及村外那一片片绿油油的春花作物。如果赣江真的发大水,淹没这片村的良田和村庄,老百姓的日子就难过了。

紧跟在竺可桢身后的王淦昌说:“校长,我也听说过赣江年年都要发生洪涝灾害,害苦了两岸的老百姓,可惜现在国难当头,政府哪里还有心思来理会这天下民生。”

竺可桢却是心中一动,对于老汉说:“走,带我们去江边看看!”

赣江自北向南,全长七百多公里,流经泰和县境内时,连着起了两个直角弯,上田村就位于第二个直角的角尖上。由于河道的转向,使得流水流得没那么流畅,江面水位明显抬高,所以每一次发生洪灾,上田村和相邻的南圳、三溪等村就成了重灾区。

竺可桢和王淦昌随于老汉来到赣江边,远远就望见江堤上站着不少村民,有几个人还带着大包、小包,拖儿带女,感觉像在逃难似的。

王淦昌指着那些背包裹的人,问:“村长已经在疏散群众了吗?”

于老汉说:“那几个人不是我们村的,是从北方逃难的。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鬼子烧没了,他们沿着赣江一路南下,逃到了这里,我会让他们尽快离开江边的。”

连续几天的大雨,赣江水位一直在猛涨,水流急湍,江面也明显变宽,望出去白茫茫的一片,有种慑人心魄的感觉。

于老汉说:“如果再下一天大雨,这条江堤肯定保不住,我们必须得事先做好撤离准备。”

竺可桢和王淦昌跟着于老汉,沿着江堤走了两三公里,刚才走到江道起直角弯的角尖上,发现这里的江面更宽,江涛汹涌,江心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旋转的水流卷动着堤坝上的泥沙,大块大块地往下掉,江堤随时有决堤的危险。

王淦昌指着江心中的漩涡,对竺可桢说:“校长您看,江道在这里起了个直角弯,奔腾而来的江水被生生截断,江水撞到堤坝,形成回头浪,顺流和逆流相互撞击,产生巨浪,不但影响到水流的流速,还使得大量的江水囤积,抬高江面,从而形成险情。”

竺可桢也看出来了,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他要于老汉多加留意江中水情的变化,提醒村民们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他和王淦昌回到肖氏祠堂后,立刻把文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几个分院的负责人叫了来,要他们马上去通知师生及教工家属,做好撤离准备,特别他们携带来的仪器和图书等,一定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浙大的师生们,绷紧了心弦,密切注意着赣江的水情变化,幸好老天还是挺眷顾他们的。到了这天的半夜,雨水明显减弱;等到天亮时,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到了第三天,赣江的水位就开始下降,险情基本解除。

浙大师生恢复了教学,村民们也恢复了生产,但竺可桢却想到,学生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国为民。等天气好转以后,他亲自带领了土木系的师生,沿着赣江行走了十多公里,实地查看了赣江两岸的地形地貌,提出要帮当地村民解决这水患的设想。他亲自跑去泰和县政府,并和江西省水利局取得联系后,三方共同商量,最终达到一致意见,决定在赣江的西北岸,东起泰和县城的南门朱家桥,西至梁家村修筑防洪堤,全长7.5公里。由地方出钱,浙大负责全部技术工作,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堤工委员会,竺可桢为主任委员。

浙大土木系的工读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经过实地测量水位和堤基,很快就拿出了整治方案。首先将赣江流经上田村时的直角弯进行改造,开挖掉直角内角处的土方,把江道改造成鹅毛弯,开阔了江面,增加了江水的蓄容量,减少对两岸堤坝的冲击力,让洪峰到达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经过;其次是加固、加高两岸的江堤,堤坝上种植树木和草皮,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最后还要对相关地段内的涵洞、水闸等,重新设计和改造。

整个工程4月底开工,涉及到的上田、南圳、三溪等村庄的村民,得知浙大师生牵头,在帮他们修筑造福子孙万代的防洪大坝,纷纷赶来帮忙。最多的时候,在堤坝上工作的师生和群众多达800多人。大家同心协力,历时二个月,终于抢在夏季汛期到来之前,工程如期完成。

进入汛期以后,几次大的降雨,都让赣江出现洪峰,但浙大师生负责新修的这段江堤,固如金汤,牢牢地守护着沿江的上田村、三溪村等几个村。已经受尽了水灾之苦的村民们,终于脱了洪灾的梦魇,无不欢欣鼓舞,把这条堤坝称之为浙大防洪堤。

于老汉这位老实巴交庄稼汉,在向竺可桢当面感谢时,激动得声泪俱下,说:“校长,你们果然是我们的贵客,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隐患,我们……我们……唉……”说到最后,他竟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竺可桢听出于老汉的这一声叹息中,夹杂着浓浓的心酸,问:“村长,还有什么困难吗?你只管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一定会想办法。”

于老汉说:“我只是感叹,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吃亏在没有知识。”

竺可桢说:“所以,你们要重视教育,让孩子们进学校读书,这样才能改变自己,最后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与民族!”

于老汉十分为难地说:“我也知道,可是现在的农村哪有像样的学校,也请不到有水平的老师,孩子们就算想上学,也没地方学啊!”

竺可桢问:“我正想要向你打听这事呢,附近有没有什么学校,可以送孩子过去上学,我们教职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呢!”

浙大教职员工的子女中,有不少是学龄孩子,他们随父母一路颠簸,都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竺可桢早就在关心这个问题了,来到泰和后,他派人出去联系过学校,发现本地的几所学校,规模小不说,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只能教孩子认认数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这是远远不够的。

于老汉好奇地说:“你们浙大里的教工,都是有学问的人,难道不能教自己的孩子吗?我本来还在想,能不能从村里选几个聪明点的孩子过来,跟着你们的孩子一起学习,等到将来,我们的孩子也能成为有学问的人。”

浙大的教工每天都有繁重的教学工作,业余还要参加保护器材、以及生产自救等工作,哪里有时间教自家的孩子。

泰和地处赣中,属于偏远地区,物资贫乏。浙大师生来到这里后,上至竺可桢的夫人、教授,下至各院的学生,纷纷在课后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粮食,改善生活。就连一门心思钻研课题的王淦昌教授,都让老婆和孩子在家里养起了羊。

不过,于老汉的这句话启发了竺可桢。他马上想到:何不把浙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们利用起来,一来可以给他们一个锻炼实习的机会,二来可以解决眼下的难题。他就把师范学院的几位教授请了过来,共同商量此事的可行性。

师范学院的教授们正在为学生的实习锻炼犯愁,听到这事,当然是纷纷赞同。在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后,联合创设了澄江学校(赣江流经泰和的一段,又名澄江),浙大推选四位教授组成校董会,由热心教学的大学生兼任教师,改变了原来农村小学师资文化程度低下、设备缺乏等状况,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都能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8年的6月中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骄阳似火。这天中午,吃过午饭后,竺可桢夫人张侠魂看见竺可桢愁眉紧锁,心事重重,就问他怎么了。

竺可桢告诉夫人,他上午得到消息,日军鬼子的屠刀正在向南方侵袭,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泰和已不是安全之地。就算日军还不会很快入侵到江西的中部和南部,但只要南昌被攻陷,浙赣路就会中断,到时就会有被困在泰和,迁不出去的危险。因此,浙大可能得再一次筹划西迁。他想到全校师生一路跋涉,好不容易在泰和安顿下来,现在又要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生活,心里特别难过。

张侠魂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的颠沛游离,是为了给国家保存更多的知识学术界精英,只要他们还在,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们现在辛苦点没有什么。”

竺可桢十分感激地握着夫人的手,重重地点点头。他是在夫人张侠魂的支持和鼓励下,接任浙大校长的职位的;这一路走来,夫人始终给予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才让他有了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去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告诉夫人,他打算过几天出去一趟,寻找浙大西迁的理想目的地。

两人正说着话,二儿子竺衡快步跑了进来,说:“爸爸、妈妈,你们快去看看吧,我们种的玉米被那些难民偷光了!”

泰和物资紧缺,生活清苦。竺夫人张侠魂和其他的教工家属们,就利用空闲时间,把江边的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了些玉米和南瓜、茄子等,用来改善家里的伙食。她上午还去地里看过,她家的玉米长得很好,再过个两三天就可以采摘鲜玉米了。没想到竟然被难民们采摘光了,顿时有点急了,问:“这是怎么回事?”

竺衡说:“那些难民们饿坏了,就采我们的玉米吃,村里的叔叔伯伯正在和他们论理,都快要打起来了。”

竺可桢一听,感到问题有点严重,连忙和夫人张侠魂一起往田头赶去。

原来,江西北部遭到日军的侵袭后,大量的难民往南逃奔,进入泰和境内的难民也有好几百人。他们拖家带口,食物和住处成了严峻的问题。有几家人带的干粮已经吃光,刚好看到竺可桢家田里的玉米粒粒饱满,就顾不得那么多,采了就吃。

村里的村民们十分感激浙大师生替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对竺可桢校长更是敬爱有加,看到难民们把他家的玉米采了,自然不答应,拿着农具就要和难民们打起架来。

竺可桢和张侠魂夫妇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连忙制止众村民,说:“他们背井离乡,逃到我们这里,已经很不容易,我们理应伸出援助之手,哪能再为难他们呢?”

张侠魂见难民中有些孩子面黄肌瘦,正饿得哇哇直哭,心中不忍,从自家地里采了几个即将成熟的南瓜送给他们,让他们把南瓜煮了给孩子们充饥。

其他的村民们见竺可桢夫妇不但原谅了难民们,还主动救济他们,心中很受触动,纷纷从家里拿来粮食和果蔬救济给难民们。

难民们得知竺可桢是浙江大学的校长,都被他们夫妇的高尚情怀所感染,纷纷向他道歉说:“竺校长,我们不是贼,我们都是农民,如果有田地,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也一定会种出玉米来赔给你们。”

自从浙大迁来泰和以后,竺可桢只要一有空就出去转转,他早就发现这里的农村衰败得十分严重,人口稀少,有不少田地荒芜着。他也曾考虑过怎样才能把农村振兴起来。这时突然想到,这些难民居无定所,缺少生活依靠,不如给他们争取到一块田地,让他们安定下来,这不就两全齐美了吗?就请于老汉妥善安置这些难民,自己马上和江西省政府取得了联系,提出和政府合办垦殖场,浙大提供技术,政府提供土地,以解决一部分难民的居住和生计问题。

江西省政府也在为蜂涌而来的难民潮犯难,担心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竺可桢的这个提议很合他们的意。就让泰和县政府和浙大合作,在该县沙村附近的一块600余亩的荒田里,建立起沙村示范垦殖场,由浙大土木系工读学生负责勘定、测绘,并由农学院负责主持筹划,发挥所学之长;又让两位浙大毕业生具体指导,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垦荒耕种,集体经营,既让难民的生活有所着落,也让土木系和农学院的学生有了实践的场所。

在安置难民的同时,竺可桢着手筹划浙大的再一次西迁。6月30日,他离开泰和的浙江大学,辗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为学校的下一步搬迁寻找合适的校址和路线,整整历时20多天,终于把下一个搬迁的目的地定为广西桂林的宜山。可是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江西泰和时,才知道次子竺衡感染痢疾而病逝,夫人张侠魂也身染重病,由于缺医少药,一直得不到有效的医治,病情反复发足,于8月3日离世。

随着战火的临近,浙江大学的搬迁已经迫在眉睫,竺可桢都没有时间为逝去的爱人和孩子悲伤,准备着浙大的再次西迁。

从江西的泰和去广西的宜山,可以说是山重水复,千里迢迢。浙大除了大批的师生和职工家属以外,还有大量的教学器材和图书随行,他们自己的船只远远不够用,最后制定了水陆两路同时向宜山进发的搬迁方案。妇女、老人、儿童和器材、图书等,乘船走水路,青壮学生和教工们,只能徒步走去广西宜山。

师生们开始动手收拾器材和图书,整整装了700多个大箱,光这些器材和图书,浙大的船只就已经装不下,更别说还有大量需要走水路的人员。竺可桢又犯愁了,派人四出寻找运输船。可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在赣江上搞运输的船只大量减少,还在运行的船老大们趁机漫天开价,远远超出浙大所能承担的限度。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竺可桢愁得头发、胡子又白了许多。这天上午,他又来到赣江边的浙大码头,望着停靠在港弯里的几十条船只,额上的皱纹拧成了疙瘩。江面上水鸟翻飞,白浪奔流。突然,他看到上游的江道上出现了几十、上百条帆船,密密麻麻地像过江之鲫,向着浙大码头驶了过来。

等这些船只到了近处,竺可桢看清楚了,这些船只有的是附近村民打鱼的渔船,有的是村里运送粮食、肥料等的农用物资船。

于老汉站在最前面那艘渔船的船头上,看到竺可桢就大声叫开了:“校长,不要发愁,我们这些农民兄弟,来送你们一程!”

浙大师生要向西搬迁,但缺少船只,行程受到耽搁的事,被附近的村民们知道了,他们想到:浙大的师生到这里才大半年的时间,却为村里群众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他们有困难了,哪能不帮助他们一下。在上田村村长于老汉的牵头下,四邻八乡有船只的村民纷纷响应,竟然一下子就聚集起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上百艘,浩浩荡荡地赶了过来。

竺可桢微微一愣,弄明白村民们的来意后,顿时惊喜交加,这么多的船只,足已解决浙大的燃眉之急。

看着这些质朴、热情的村民,把竺可桢这位在妻儿过世时,都能强忍着悲伤的眼泪的铁血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这样,浙大师生再一次踏上了西迁的征程,在历经了40多天的长途颠簸后,于1938年的10月底,顺利到达目的地。

1939年的2月15日,18架日军战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几度奔波的浙大师生,不得不于1940年1月9日,第四次扛起行装,往贵州遵义搬迁,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最终在贵州黔北的湄潭、长兴安定下来,结束了长达两年多的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行。

浙大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携带着大量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从1937年的11月11日离开杭州,开始西迁,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多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粤、黔七省,直到抗战胜利,于1945年5月返回杭州,历时8年半。他们在艰辛困苦的历史条件下,甚至冒着敌人的炮火,也不忘记教与学的初心,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文化精英;就算避居乡野,依然坚持科学创新,而且成果显著。西迁时培养出来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王淦昌等这样的精英。当年在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

浙大西迁时还坚守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其中3部在清末时已毁,日本侵华时又损失2部,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西迁时,受民国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为国家保住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同时,他们一路西行,在沿途的穷乡僻壤中,输入了东南滨海地区相对现代的文明和科技文化气息。他们每到一地,就竭尽所能地为当地群众做有益的事,对地方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校也在流亡办学中崛起。

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红军长征时期前半段路线基本吻合,而落脚点又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因此人们称它为“文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