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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龙之介:邂逅中国的“新·创世纪” 

来源:文汇报 | 施小炜  2018年06月22日09:48

1921年3月19日,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被大阪每日新闻社委以“海外视察员”的身份,辞家离京(东京),乘火车西下,计划从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

芥川在大阪每日新闻社内的地位颇为特殊。他于1918年与该报签约,起先是做“社友”,后来做了正式“社员”,每月领取50日元的津贴,一年之后加薪至130日元——在当年可算得是令人垂涎的高薪了——稿费另付,且一日也无需出勤,只消蛰居家中写自己的小说便可。唯一条件是:他可以在任何一家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则只能够以 《大阪每日新闻》为独家发表媒介。如此优渥厚遇,自然是因为芥川虽然青春年少,签约之时年方二十有六,却已是名满天下的文坛巨星了。而签约报社,也是少年得志的芥川借鉴了先师夏目漱石之故智,以保障生活基本稳定,俾能潜心于文学创作而无后顾之忧。

芥川尽管不能说是 “多愁多病身”,但其体质却素来难称强健,好友之一的小说家宇野浩二曾不无调侃地称他是“蒲柳之质”(按:原文如此,非经引者汉译。日本作家大抵皆有这等程度以上的汉学修养),再加上启程前数日又骤染风寒,直至出发前一天的3月18日犹未痊愈,然而芥川访华心切,力排众议,强行抱痾出征,结果车行半途便感冒复发,高热不退,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一周之后,方才再度登程,于 28日由门司搭乘轮船“筑後丸”渡海,30日午后抵达上海。不料翌日再度发病,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了由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 (原址在今峨眉路108号)。这一住就是三个多礼拜,直到23日方才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疲疴衰疢带来的恶劣心绪,再加上心中的理想中国形象与眼前的丑恶社会现实之矛盾,这种种因子综合作用引发化学反应,催生出了一个事事不称心件件不如意、动辄峻拒周遭事物、口中连发“无聊啊真无聊”、说话拐弯抹角不喜直陈胸臆、浑身长刺性情乖张的旅行者形象。可以说,这部《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经过了夸张性重塑的作者造型,他既是芥川又非芥川,十足是一个文学人物形象。

大阪每日新闻社派遣芥川来华“视察”,是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的。这由该报刊载的一篇“纸上预告”便可明了:“旧中国有如老树横斜,而其侧,新中国好似嫩草,正待舒叶展茎。政治、风俗、思想,中国之固有文化在方方面面与新世界之同类项相互交错,恰便是中国之兴味所在。新人罗素氏、杜威教授刻下之身在中国,非他,亦系为此而情牵意惹之故。我社有鉴于此,近日将于纸上揭载芥川龙之介氏之中国印象记。芥川氏乃现代文坛之第一人者——现今载笔在上海。”

按原先计划,芥川是准备旅行与写作齐头并进,“边走边写”的。动身之前,他曾于3月11日致信大阪每日新闻社文艺部长、著名诗人薄田泣堇,讨论写作计划:“纪行只怕也不可能每天都写。打算分作两部分,即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印象记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印象记,分头寄上。”然则事与愿违,6月2日,来华业已二月有余,芥川再度致信薄田部长:“余最初承允 ‘原稿自途中寄送’,事到如今,方知道夙诺难践也。”最终,一部《中国游记》所收的文字,字字皆是归国之后写就的;亦即是说,在华 “120余日间”,芥川未曾有只字原稿寄往报社。然而芥川其实是十分敬业的,对此,他也曾写下自辩之辞:“这般写来,倒也仿佛天下太平。而其实此刻我正躺在床上,发着三十八度六分的烧。不待言,脑袋是飘飘欲仙,喉咙也痛得无奈。可是我的枕边摊着两封电报,内容都相去不远,要之都是敦促交稿的。医生嘱咐要躺着静养,有人嘲讽我说壮哉芥川。然而事已至此,只要不发高烧,就不得不把游记继续写下去。以下几回江南游记,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就的。”(《中国游记》P98)说的虽是归来约半年之后写作《江南游记》时的情形,但如此努力赶稿,大概足以赢得块把“工作狂”勋章了。

这样一个芥川,一路上尽管来不及写稿,却为日后的游记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札记:“这是拜访李氏后,我信手写下的札记。现在打开手册看时,潦草的铅笔字有不少快要湮灭了。文章自然是芜杂的。然而当时的心情或许反而正清晰地表现在这芜杂之中也未可知。”由此我们还可得知,在日本几乎人人随身携带的手册 (日语称作“手帐”)加铅笔,原来至少从此时起就已经是标准配备了。而且这一标配,即便是在手机普及、早已超过人手一部的今天,仍是日本人出门时的包内必备。

引文中提到的“李氏”,名李人杰。芥川在札记里记录道:“与村田君访李人杰氏。李氏年方二十有八,以信条言系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之一人也。”此人非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他与李大钊并称 “南北二李”,是中共建党的两大功臣。

芥川的拜访李人杰 (汉俊),时间当在出院之后的5月间,亦即是李汉俊忙于建党活动的关键时期。会见地点,就在上海的李府,也就是李书城宅,当时兄弟两同住一处。芥川描述道:

有僮,即引予等至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梨、葡萄、苹果——除此自然之拙劣模仿外,另无装饰,足慰客目。然市内尘埃不见,满溢简素之气。愉快。

“愉快”二字,在整部游记中,当系出现频率较低近无者,然而芥川在此却不吝一用,可见他对李府,或者毋宁说对李氏的印象难得地好:“李氏曾在东京大学里待过,日语极其流畅。尤其是琐碎的大道理,也能让对方领会,这手本事,在我的日语之上亦未可知……李的言谈举止煞是爽快利落,致令同行的村田君浩叹 ‘此君脑子极灵’,亦非不可思议。”

交谈中,李汉俊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势,宣传革命主张:“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

同时,李汉俊也充分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李氏又云,种子在手,唯惧万里之荒芜,或吾力之不逮也。是以不得无忧吾人之肉体堪此劳任否。言毕蹙眉。”

听到这里,芥川再次表现出了整部游记中罕见的温柔:“予同情之。”

整个访华期间,芥川会见了诸多贤达名流,留下了四篇人物素描,除李人杰外,其余三人分别是上海的章炳麟、郑孝胥和北京的辜鸿铭。对于章、郑、辜这三位大师巨擘,芥川在行文中固然表现出了对他们学识人品的尊重,但同时也显而易见地语带调侃,不无冷讽,却唯独对四人中年纪最轻、名气远不及前三人的李人杰,竟丝毫没有展示其“毒舌”特色,反倒是恭敬有加,这一点,不得不说十分地耐人寻味。

对于李府客厅,芥川如此描绘道:“在我们被让进的客厅里,通往二楼的楼梯牢牢地扎根于一隅,因而有人走下楼梯时,客人首先看见的是脚。李人杰氏亦复如是。我们最先看见的,是中国布鞋。除了李氏之外,任何天下名士,我还不曾有过从足尖看起的经验。”

结合前述引文中对客厅内部陈设的描写,有心的读者一定已经看出了端倪:这间客厅似曾相识。对了,它便是位于现今上海兴业路76号的那座著名建筑,一大会址。就在芥川拜访李汉俊月余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房间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前之后,都曾有无数的日本人来过中国,来过上海,然而唯一真正走近了中国现实的核心,邂逅了蓄势待发的中国“新·创世纪”,目击了历史现场、记录下历史细节的人,空前绝后,只有芥川龙之介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