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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垄断不了对世界的想象,是世界容纳着小说家 ——谈谈我的最新短篇小说集 《丁酉故事集》

来源:文汇报 | 弋舟  2018年06月29日08:37

写作日久,有时不免会揣测,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人类展开了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是说,我们究竟是被何种目标或对象所吸引,激发和维持了写作短篇小说的内部动力?

写《威克菲尔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驱使?是什么召唤了塞林格,让他写出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之所以不去以《红字》猜度霍桑,是因为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就好比,当我们力图去说明“灰色”时,总是会比力图说明“红黄蓝”时感到吃力和为难。

那么,为什么不以《九故事》来整体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为,当九个短篇被他集体命名后,“意图”扩张,于是“意义”彰显。而这构成“整体”的“九分之一”,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它独立成章的时候,必定没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规划性”。打个比方,一本小说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个篇章,或许只是局部中的残垣断壁。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总是会对这些更加难以被抓在手心的问题所吸引?总是会对没有清晰答案的问题产生兴趣?同样,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硬要作答,也只能差强人意地将之推卸给“天性”。嗯,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有着迷恋含混事物的因子,我喜欢面对“没有答案”之时的无力感。这当然是局限。当强人们十拿九稳地将世界像是捏着一块生铁似地捏在手心时,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

偶然性,随机感,灰色,无力,残垣断壁,掬水捧沙,势不可挡地流逝……这一切,或许亦可被视为我对短篇小说的认知?不不不,一定不是,若这件事情能如此简单地被定义了,它就已经是一块能够被手拿把抓的生铁。

霍桑和塞林格是问不着了,有机会的话,我也许可以问问孙甘露写作《信使之函》时的动机,问问格非写作《苏醒》时的动机。我想他们一定能够听得懂我是想问什么,也一定会明白我其实并不奢望得到什么确凿的答案,因为那既是为难前辈,也是折磨自己。我们或许仅仅是展开一个迷人的谜面。这个答案是无从公开的,说狠一些,公开了,就形同“泄密”。

可有时候我们又不能彻底沉溺于秘而不宣,不解释,不说明,或者解释不了,说不清楚,那样世界也只能是坍塌的。尽管在一个小说家心里,可能在坍塌与矗立之间,他们对世界的想象更倾向于前者,但谁都明白,说到底,世界是大家的,断非只是小说家的。小说家垄断不了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目了然,是世界容纳着小说家。这里面有律令,有规矩,生铁似的。

好吧,为了矗立的世界,我试着先问问自己——就拿《丁酉故事集》为例。

这本集子收入了我在丁酉年写下的五个短篇小说。我将尽量诚实地数算写作它们时的“动机”。然而,诚如这本集子后记里的那个对话所说:“写这批作品之前,我并没有这些笃定的前瞻,如今水落石出了,或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它们是这个样子……”,这个事后的数算,也只能是后知后觉。

这五个短篇分别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小说界》《作家》《作品》等文学刊物上。我在给《收获》微信公号写的创作谈中,信誓旦旦地说:“无从想象”的确在今天剥夺着小说这门艺术的虚构特权——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同时我得坦白,我希望在《收获》上发表一个短篇。这事关我私人的写作计划,我想要每一年都在这本心目中圣殿一般存在的刊物上留下一次痕迹。这没什么好避讳的,也并非那么难以启齿,我甚至想过,写《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塞林格,也同样如此企图着《纽约客》。你看,实际上,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写作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玄奥,它的动机有时紧紧缠绕着现实。

发表在 《小说界》上的是一篇“命题作文”,它满足了我对于写作短篇小说 “游戏性”的那种认知——大家集体参与,在一个既定的规则之下,各显其能。这里面显然有 “竞技”的成分,似乎格外能够兑现我对这门艺术 “技术性”的强调。但这个“游戏”一点也不随意,这个 “竞技”一点也不机械,它们只是作为一个前提,强制性地成为一次写作的动机,然后——小说本身开始了。

接下来轮到发表在《作品》上的《势不可挡》。首先,驱动着我的是“势不可挡”这个词。因为那段时间,谈论AI技术,谈论人工智能,本身就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架势,朋友们见面时要说,乃至文学活动的主题都要围绕着此类话题展开。“未来已来”,这个形势突然变得空前盛大,那种极具强迫性的力量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厌倦。那么好吧,写作的动机于是产生了,回应一下,以小说家的方式,回应一下吧!

《会游泳的溺水者》发表在《作家》。这是一份我怀有特殊情感的刊物,如果你知道了迄今我所有的“小长篇”都是刊登在这本号称“中国《纽约客》”的刊物上,你就能够理解我的心情。我得给她写小说。她当然不缺小说,但是我得给她写。如此,我们大约又能总结出一个作家写作时的“动机”——兑现情谊。同样,这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可指责的也许只是无情无义或者假以情谊粗制滥造。小说写就,无论水准如何,我可以认真地说出,写作之时,我是忠实于自己的能力的——甚至,我调动了自己曾经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经验。

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如在水底,如在空中》的写作动机也许最富“文学性”。那段时间我去了甘肃的武威,在街上,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它叫“凉造新泉”,这也是这枚当地出土的古币的名字。是这个名字的音韵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加之武威街头薄凉的春风,昏黄的夕阳,当这一切集体作用在一个小说家的身心之时,那个写作的“动机”得以形成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于是,如你所见,在这个短篇里,也有一枚“凉造新泉”。

你看,数算下来,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似乎也并非完全无从循迹与描述。而数算一番,带来的启迪则是:当我们去描述,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从而在描述里,发现那不可描述之事原来都能从现实之中找到确据。那无外乎就是荣誉感,情谊心,游戏精神,势不可挡的形势与一座横在眼前的雕塑——所谓现实比虚构更加富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