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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孟小书，1987年出生于北京。加拿大约克大学毕业。著有长篇小说《走钢丝的女孩》，发表小说四十余万字。获第六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

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说，小书的变化应该是在《抓不住的梦》以后。

他进一步阐释：“她好像突然开窍了。基本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儿了，理解了小说结构，也知道写人物了，能够将个人经验和笔下的人物结合起来写，语言也松弛多了。但她还是只能写个人经验，有85后孩子的普遍问题和优点。”

依然是他一贯的思想家的风范和风趣。

当然，只有熟悉的朋友才知道，他谈的是女儿。此时要采访小书，必然先将孟老请将出来评点，借孟小书的原话，也许这是“既尴尬又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止于此，我同样注意了同为85后作家的霍艳是如何评论孟小书。因为她为小书作品中一句“有时我在艳阳天下，把手心伸到空中，仔细看掌心的纹路，再闭上眼睛，它们会清晰地刻在脑海里”而发出“不怀好意的微笑”。

这时，我才知道孟小书用的是一句被改造了无数次的“80后”经典句型：在苍穹下/阴天下/太阳下/树荫下，我伸出手，查看掌心的空洞/纹路。

这个句型所以被戏仿，是因为除了咀嚼出一点“明媚的忧伤”以外，空无一物。

英雄所见，霍艳与评论家孟繁华的看法一致，都认为《抓不住的梦》应该算是孟小书的代表作。

孟小书的成长与进步有目共睹。在她看似简单明晰的人生履历中，却暗含了一代人的困惑与迷茫，努力和挣扎。说不清原因，阅读孟小书的作品，总觉得她是一个无论经历什么，哪怕背转身流泪，转脸依然是“璀璨人生”的阳光女孩。

在《璀璨人生》中，“我们”这一家所遭受到的事情我认为都挺热闹的。也是另一种的璀璨。孟小书的题目显然有反讽的意味。

问：《璀璨人生》中，似乎前后两部分叙述的是两个主题。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你是怎么想的？

孟小书：小说中前部分主要想阐明“我”身为一个“海龟”，经过在美国生活的六、七年中，对无法融入美国社会而感到绝望。毕业后，一心想回到自己祖国，并且盼望着在北京过着一种自己描绘勾勒出来的生活状态。可回国后却发现，自己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无法融入。

问：你的小说喜欢以“我”为叙事主体，为什么？你怎么看待“我”的设置？“我”在小说中有一种“海归”的焦虑，你怎么看待“我”这一类人？

孟小书：留学生这一群体确实是非常独特的，既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回国后也无法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小说中的“我”是高中即将毕业时出国，而身边大多数的华人同学也都是如此。选择在花样年华之际出国其实是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一方面这些青少年的初步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形成，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关系无法迅速交到当地朋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无法使得这些孩子迅速融入当地社会里（当然也有例外）。所以，他们会抱团取暖，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华人圈子，然而这些圈子又是极其闭塞的。这些海外游子在临近毕业时，有的学生迫不及待地回国，认为回国就会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可回国后又发现自己又处在了社会的边缘。

问：小说中海归的“我”其实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甚至有精忠报国的大志。但在生活中却遭遇种种挫折。顺从还是反叛，小说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你希望传达怎样的思想呢？对抗现实？还是迅速融入？

孟小书：事情往往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小说中想表达的是“我”无法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不断学习与自己妥协，与整个社会妥协。这也是个人成长的过程。这是小说主要想传达的思想。

问：小说的细节处理非常真实，尤其是和父母的交流，包括矛盾，写得很真实。这些细节，我想大概是你直接取自生活吧？生活中的孟小书，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孟小书：你知道小说是虚构。这篇小说中的父母关系也是虚构的。当然，它不可避免地或不经意地会有我与父母关系的某些影子。我的家庭氛围非常和谐、快乐。父母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朋友、老师。我们经常会互相开玩笑，有些时候，我们的关系会令我以及父母身边的朋友感到不可思议。相对来说，在我小的时候，我与父亲的沟通较少，在出国的那些年，我们都是以邮件来沟通，很少打电话。但这并不代表父亲不关心我，他总会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的各种消息，他默默地关心着我。当我真正开始写作以后，我与父亲沟通才越来越多。为此，我还是很感谢文学的。

问：以“我”的角度讲述，很容易有代入感。你的小说创作，取材是否多与经历或身边熟悉的人物故事有关？如果在小说创作中，你如何把握虚与实的转换？

孟小书：小说里多少会有一些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例如家庭教会，但我去过的家庭教会不是诈骗组织。教会中大多都是离异的，以及孤寡老人，都是一些处于内心十分困苦、寂寞的人。他们渴求教会中的温暖并且他们听信教会中牧师的话。另一方面，他们受到彼此的关爱温暖之外，也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由于这个群体的极度脆弱，非常容易被人利用。广场舞和滑板少年的冲突，是由一个社会事件所改编。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小说中只出现了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还是通过自己对事件本身的理解和想象编写的。

问：关于小说的前半部分，职场生涯似乎也有点浅尝辄止。对于职场，你是怎么认识的？在《璀璨人生》中，关于这一部分似乎并不重要？小说也关注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矛盾，包括广场舞大妈和滑板青年的争执，不良社会组织的诈骗。但是关于这些内容深度又感觉不够。是因为限于篇幅吗？还是觉得这样的处理足够妥当？

孟小书：一开始，我只想写一篇短篇小说来阐释我想表达的东西。可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所写内容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职场、诈骗组织以及广场舞事件各发生在“我”与父母身上，遇到的问题和处理方式也都各不相同，也想说明我与父母两代人的差别。当然，描写不够深入的这些问题与我写作经验不足有关系，也有可能是小说构思的问题。

问：小说写一个胸怀大志的海归回到祖国，求职不利、父母不和，面临职场、婚嫁等种种困境，却依然以“璀璨人生”为题。你是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在小说的处理上，你希望留一个光明的未来给读者以正能量？

孟小书：小说题目永远都是我的一个难题，但这篇小说，在我还未完稿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想写一个不一样的璀璨人生。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在“我”刚回国，那种的盲目的雄心壮志是年幼无知的表现，而经历了职场的考验后，使我明白人生是一个不断妥协与被妥协的过程。在看到“父母”所遇到的问题后，也会对“她”所要继续生活的城市有了更多认识。“我们”这一家所遭受到的事情我认为都挺热闹的。也是另一种的璀璨。当然，题目显然也有反讽的意味。

“父亲带着我放了两个小时的风筝，可是风筝仍是没有飞起来，最后我写了一篇有关风筝没有飞起来的作文。老师看后让我重新写，原因是风筝一定要飞起来”——孟小书的讲述似曾相识。

多少像她一样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

问：你在初中时期就出版过作文选《心灵深处的那双眼睛》。年纪那么小就出版作品，在当时或在同学们中间是否也引起轰动？这中间有何故事吗？现在看你的作文选，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孟小书：当时作文选出来的时候，在同学之间好像也并没有引起轰动，反而老师对我好了一些。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成绩并不好，甚至不太会写作文，写的作文永远都和规定的题目相差甚远。为此，语文老师对我的态度也不是很好。收录到作文选里的其实并不是命题作文，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事情。现回过头来看，那些更像是日记或是小杂文。

问：中学时代的作文成绩是不是特别好?那时的写作，是自发的还是被动的？

孟小书：我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有关放风筝的作文，于是父亲带着我放了两个小时的风筝，可是风筝仍是没有飞起来，最后我写了一篇有关风筝没有放起来的作文。老师看后，让我重新写，原因是风筝一定要放起来。自打这以后我就不太会写作文了。我越来越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老师的要求。中学时代，我的作文成绩也不是很好，对写作文非常地抵触，直到出国上大学以后，由于生活格外的单调寂寞，这才发现人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重要。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散文、杂文，记录平时的生活。后来慢慢开始尝试写小说。

问：文学上的滋养来自哪里？你能谈谈自己童年时候的阅读吗？

孟小书：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同学之间传阅最多的就是韩寒、郭敬明的书，不得否认，他们给我们这代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学之间课外谈论最多的也是他们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那是一段相当轻松和美好的记忆。再后来就特别喜欢曹文轩的小说，这也可能和父亲有关，他总是向我推荐一些当下最优秀作家的书来看，有些我是比较喜欢的，例如曹文轩。童年时，我不太喜欢看书，有看书的时间都拿来画画或者是弹琴了。所以，我童年，包括现在的阅读量都非常的匮乏。

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和作品是谁？

孟小书：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我想可能是白烨老师。是他一直在不断开发我写作的潜力，在我仅仅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后，白烨老师就非常大胆地约我了一部由他负责编辑的长篇小说丛书中的一部，这也是我迄今为止写过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这以后我才开始正式写作。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是很感谢他。

问：我以为你会说是父亲。你的父亲孟繁华是著名评论家，关注并提携了很多作家。他对你的创作，有何帮助？是否近水楼台先得月？

孟小书：这真是一个既尴尬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开始写作以后，我才对父亲的职业有些重视，当然父亲对我的创作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刚接触到写作和随着阅读量的逐渐增加之后，我对文学才有了点自己的认识。这时会经常和父亲讨论文学（一般都是他说我听），虽然经常只能听得懂他说的百分之五十，但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想，总有一天我将会把剩下的百分之五十都听懂的。他平时与我谈论这些问题时的语气和神色，和他上课时候的状态差不多，口沫横飞。但我要是有听不懂的，可是随时打断他，他会再引出另一串的理论。当我不想听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走人。在这一点上，确实近水楼台了。

在我的写作上，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拿给他看，而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如果觉得哪里有问题，也都是小心翼翼地评论，生怕打击我的积极性。当然，这对我帮助很大，是他一直在保护着我对小说的积极性。但在对待我的小说问题上，我更愿意听信编辑和师友的意见。

问：谈谈你眼中的父亲母亲好吗？

孟小书：我的父母都是非常开朗的人，极其爱笑。我近些年来突然发现，居然和他们放声大笑的次数是最多的。常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也很西化，不像传统的中国父母那样死板苛刻，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们都非常鼓励。我很幸运自己生长在这样一个快乐的家庭中。小时候，在我还未接触到文学时，我与父亲的交流不是很多，因为他说的话我都听不太懂。近些年来由于开始写小说的缘故，和父亲的关系更像是朋友，交流的次数也比小时候要多一些。因为同处在一个圈子里，我们也有很多的共同朋友。因此，这些朋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些差了辈分，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母亲在我写作后，变得更像是老师，母亲由于是编辑出身，经常会指出我文中的病句和错别字以及逻辑上不通的地方，并且耐心仔细地为我讲解。对我写作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留学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光鲜亮丽。孟小书诚实深刻且带有反思精神的写作，或许会给留学热潮带来一些思考。

问：出国，好像是80后一代人较多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你呢？为什么选择出国？选择了加拿大？

孟小书：我是十七岁的时候，父母将我送出国读书，在此之前他们也向我征求了意见。那时的我对国外生活是一片茫然，有恐惧也有期盼，像是一次大冒险一样，觉得很刺激。之所以选择加拿大是因为，我的大姨和表哥在那里生活已经很多年了，相互有个照应。当我得知要出国上学的事情后，很愉快地答应了。从父母的角度考虑，可能是不想让我遭受到高考的那种巨大压力。为此，我很感谢他们，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无论在国外过得如何，那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问：在国外，你还坚持写作吗？可否谈谈国外的生活？在《璀璨人生》中，国外生活似乎一笔带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温暖、热情的大家庭，实际上呢？

孟小书：在刚出国的那段时间里，会写一些随笔。但在后来的日子里，随着朋友逐渐增多、课业的繁重便很少再写作了。在国外，除去上课的时间，我与朋友会约着一起打工。小说中的情节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例如在快餐店、酒吧打工等情节。而我们打工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在北美，大学生打工是一件非常时髦、很酷的事情，与在国内打工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国外交的朋友相对来说单纯一些，遇到的困难也都是类似的，很多朋友都是患难之交，比如有朋友被困在暴风雪里，只要打几个电话，就会有一群朋友挺身而出。而这些愿意为你奋不顾身的朋友，在北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些年留学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感到幸福和快乐。

问：选择回国，也是你本人的意见吗？你是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着清晰规划的女孩吗？

孟小书：加拿大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除了市中心外，在路上基本见不到几个行人。对于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人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相对那种加拿大，我更喜欢像北京这样红尘滚滚的城市。但毕竟也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春期，算是第二故乡，对那里还是很有感情的，我想等到六十岁左右的时候会选择去加拿大生活。我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完全没有规划的人，只是有一个大目标，那就是我以后要赚很多的钱，可赚够多少钱是我的终极目标，以及靠什么赚钱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仔细想过，只是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可我又是一个极其多变的人。进入到社会后，我换了很多种工作，从时尚杂志到传媒网站，又到影视公司和传统文学期刊，在经历了种种工作以后，我发现始终没有跳出文化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居然当上了文化工作者。

问：你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在你眼里，什么样的人才算有文化呢？

孟小书：我是上高二的时候就出国，可是在高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就不在学校上课了，找了一个英语班学英语去了。所以我的中文文化水平也就是高中一年级。出国后上学就是用英语了。多伦多那个城市，虽然华人多，但是中文书店却寥寥无几。而那时候也会看些英文小说，但因为语言的原因，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理解的畅销类的书籍。后来开始恶补阅读量是在开始进入写作阶段。但是无论如何，也都不及科班出身的作家。给文化人定义的话，我认为还是挺难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但无论怎样为它定性，其中一点就是要有大量的阅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问：能否谈谈，回国后自己的创作视野和风格有了哪些变化？

孟小书：一开始，我是按照兴趣来写，想到哪写到哪，我曾经以为我会是一个优秀的惊悚、悬疑类的小说家，因为常常被自己写的小说吓到夜里不敢去洗手间。可后来发现，自己的想象力是极其匮乏的。之后便开始尝试写爱情小说，但反响并不是很好。直到有一次，在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路上，出了一场车祸，因为那场车祸使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之久。这一月，我想了很多有关小说创作的事，也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写了一篇《锡林格勒之光》，之后便开始更多关注现实主义写作。

问：《锡林格勒之光》反响很不错。《锡林格勒之光》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在去往锡林郭勒草原的途中遭遇车祸一事是你的实有经历。“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我可以站起来的话语，也不期待恢复正常后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只会给我带来痛苦和灾难。”这种感觉和《璀璨人生》中的感觉不同，有一种绝望的悲凉。是这样吗？

孟小书：在经历过车祸后，在休养的那段时间里，除了躺在床上，也确实经历了一些世间冷暖，这些事情让我不断地在思来想去。在受伤期间，除了看几部电影便无它事可做，只能胡思乱想。最后决定将它写成一部小说来纪念这段经历。在我即将痊愈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丝丝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似乎在床上解决一切生活问题已经成了习惯，不知该如何面对现实和解决现实生活中那些复杂的问题。

问：《锡林格勒之光》由病态的“我”的反观，渐次进入到社会的病态的寻诊，托出了更为严峻也更引人反思的问题。评论家白烨发现你其实是从自我经验出发，又走出自我经验，并做到以小见大，简中寓繁，这都是一个写作者在艺术上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可喜表现。你觉得走出“自我”了吗？

孟小书：其实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走出了“自我”，小说中的情节一部分是由自我经验结构的，一部分是这些经验的延伸。我想表达对现实社会的绝望是以一个病人的角度去阐释的，但实际上事情可能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消极。

问：青年评论家杨庆祥认为，《锡林格勒之光》具有某种症候性，一场意外的车祸导引出来沉重的社会现实，你的写作分享了一代人共同的幻灭的体验。“宏大的历史已经远去，父辈的旗帜已经褪色，在资本的汪洋大海中，个体的孤岛似乎注定要被无情地淹没。”你如何评价他的分析？

孟小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我和父辈们的生活经历不同，面对的问题自然不同。父辈们关注生活和文学的方式会照耀我，但我必须遵从内心的经验和体会，写出和他们不一样的文字。这不是为了辨识度，而是历史难以重新经验。我认为杨庆祥说得很有道理。

问：起点高、视野广、文学底子丰厚，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前景？

孟小书：起点高、视野广、文学底子丰厚这些词语我觉得离我还是挺远的，这些都是形容别人的。我想在以后的写作问题上，还是要不断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多关心同龄人的作品。

评论家白烨最早从孟小书的作品中发现小说家的才华：“可见出她远离自己的已有经验放飞想象和编织故事的可贵能力”，并认定孟小书的处女作长篇将成为她“写作生涯中记载起始点的一个小小的标记”。

问：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就读归来，就在《青年文学》发表小说《多伦多的小爱情》。为什么是“小爱情”？

孟小书：《多伦多的小爱情》是我在上大学时写的第一部小说，小说写的是关于大学时的爱情故事，二十岁左右谈的恋爱都是小情小爱。

问：2013年出版的《走钢丝的女孩》，其实是“命题作文”，应作家出版社之约参与的“星座小说丛书”。小说在女主人公奎娜的人生故事中，写出了青春成长的坎坷，更写出了她不懈追求的坚韧。你的女主人公，似乎都有这么一股“韧劲儿”，你喜欢？或者你本人也有这股劲儿？

孟小书：我本人是一个极其没有韧劲儿的人，遇到问题好像总是在给自己找退路。我这样性格的人如果变成小说人物未免太过消极。作家社的“星座小说丛书”的读者是青少年，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一定要是一个积极、阳光，不怕困难的，希望能带给读者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问：进入“星座小说丛书”，总觉得你应该多少对星座有些感觉。你是什么星座？你觉得星座和写作有多大关系？

孟小书：我其实不是很相信星座，只是周围的朋友喜欢聊星座的比较多，对它的了解也都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我自己是双鱼座，据说双鱼座的人很浪漫。但我是个一点也不浪漫的人。在我看来，有很多浪漫的事都特别矫情。我觉得星座与写作其实并没有太大关联，写作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事情，与阅历、视野、知识储备等等有关吧。

问：《走钢丝的女孩》关注到马戏艺术，写到流浪人生，这些都是完全与作者有限的经历相去甚远的人生故事。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长篇？

孟小书：这部作品是在我仅发表过一篇小说后所写，也是迄今为止我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回过去看，有点不可思议。小说是写女主人公在马戏团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我曾经对马戏团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一路巡演漂泊、居无定所的马戏团。我很喜欢一部叫《大象的眼泪》的小说，写的就是关于马戏团的故事。在写《走钢丝的女孩》时，加入了自己对马戏团的想象和一些超现实的元素，怎么觉得有意思就怎么写。写这篇小说时，像是在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像是在与自己做一个游戏。当时写作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掌握在我的手中，就像上帝一样。现在来看，那更像是一篇习作。

问：《猴子纹身》的阅读，与之前的作品感觉都不同。能谈谈你写这篇作品的状态吗？在写作方法和技巧上，这篇作品是否格外用力？

孟小书：孟小书：这篇小说是根据一个犯罪案例而改编的，但当我看到电视荧幕上这个企图实施强暴的男子时，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什么别的故事。因为他毫无准备，像是在报复社会，报复自己一样。在写这篇小说时，我对男女主人公怀着一种极度的同情，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而这种失败又是无法去自己掌控的，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一样。《猴子纹身》我用了两条主线，齐头并进的手法去写，在结尾处，两人交织在一起。小说创作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小说时间顺序切换的次数比较多，所以写起来比较复杂，也确实在写作技巧上比较用力。

问：我很喜欢你的小说语言，常被你的幽默逗乐。你的语言很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能谈谈你的语言吗？

孟小书：我认为语言是小说的关键，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说语言。但这需要日积月累地磨练。这些年来，语言一直是我的难题，这与我的写作经验不足有关。曾经的写作也试图去模仿过别的作家，但写出来的作品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决定，就用平时自己的说话语言去写，不再刻意去模仿或是创造一种风格化的语言。发现用这样的方式写，自己放轻松了很多。写了几篇后，都有读者反馈说语言有点意思。

问：小说人物的名字特别重要。我注意到你为笔下人物取名，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擒梦》中男女主角拥有非常文艺的名字：秦梦和思远，《猴子纹身》中有大奔，《锡林格勒之光》有二狗等。是怎么考虑的？

孟小书：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每次起名字都要花去很多时间，有的时候一天都想不出一个人名来。后来，我开始将身边朋友的名字稍作修改，他们得知我用了他们的名字，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后都很高兴。

问：在《爸爸不是我杀的》这部短篇小说中，一个执着于电影梦的年轻人和他的父亲发生了争执，并在一场冲突中失手将父亲推下了悬崖。这个短篇，和《璀璨人生》内在有何关联吗？我更想知道的是，你在小说中，“在日常的、看似非常现实主义的叙述中嵌入后现代的元素，在故事的扭转和变形中展示生活本身的荒谬和非逻辑性”（杨庆祥语）。这一点在《猴子纹身》中也有体现。这种“后现代”元素来自哪里，在作品中有怎样的意义？

孟小书：《爸爸不是我杀的》是我在刚接触写小说不久之后写下的，当时我喜欢看心理悬疑的小说和电影，当时对小说的理解是不见得要有什么意义，但故事一定要有趣。不得否认，那时候电影对我小说的影响很大。而《猴子纹身》中，“后现代”的元素还是相对较少，只是把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打乱，并且同时运用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去描写对一个事件的看法。

问：你怎么看待“80后”的写作？有早早成名的新概念培养起来的一拨人，如韩寒、郭敬明，也有走传统文学路线的笛安等人，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在这一代人中间，处于怎样的位置？你在写作上有何理想吗？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孟小书：有很多人不喜欢被别人扣上“80后作家”的帽子，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对我而言，我很享受被归属到“80后”里面，这代表年轻与活力。“80后”写作不能准确地被分为哪一类，每个人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不同于老一辈作家的写作风格，这为中国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元素。新概念确实培养了一拨人，他们很早就被很多人所关注着，但这些人很多都已经消失在了文坛，从事了别的行业。像张悦然和笛安，已经成为了非常成熟的作家。文珍、马小淘、蔡东等等也是我们这一代里非常优秀的作家，她们似乎对待写作以及文学要比我严肃、认真得多。以后还是要向她们多多学习。